《英国医学杂志》指责英国新冠疫情举措“太少，太晚，太多漏洞”

• 来源：未知
• 作者：bmjchina
• 日期：202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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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面对同一个病毒，以及同样的科学证据，并在两个多月的充分“备战”之后，现代公共卫生发祥地的英国确认这不是一个可彻底控制的疫情，决定不抄中国的作业，默许疫情在英国慢慢着陆以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这是一个在英国也备受指责的选择。

《英国医学杂志》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了英国决策机制的问题，揭开了公共卫生体系的伤疤，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故推荐给国内读者了解、反思和借鉴。

——唐金陵，《英国医学杂志》临床研究编辑

英国应对新冠疫情举措“太少，太晚，太多漏洞”

当新冠疫情在东亚肆虐时，英国政府及其顾问自信他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声称3月3日公布的“防疫四步走”方案——遏制-延缓-研究-降害——有充分科学依据，且得到了英国各地的支持。目前，医院和社区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人数已超3.5万，我们的方案哪里出错了？面对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现在需要做些什么？

目前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应对绝非准备充分，措施也远非得当（见下图）。备战不足的问题早在2016年的疫情大流行模拟演习（Exercise Cygnus）中就暴露出来了，之后也没有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敦促各国政府准备好应对疫情从东亚传播至全球流行。随后的许多病例研究显示，该病的治疗需要高水平机械通气，且死亡率高。但英国无视了这些警告。

“近两个月的预防时间被白白浪费”

到了3月11日，意大利采取了严格的公共卫生行动，并实行全面封锁，随即西班牙和法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而英国紧急情况科学咨询组（UK’s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 下文简称 SAGE）却拒绝封锁隔离，认为民众不会接受这一举措。由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Patrick Vallance 领导的 SAGE 向国民紧急事务委员会（Cobra）做了报告，后者则是英国在国家或地区出现紧急情况时负责协调政府应对的机构。

仅仅在一天后，政府就毫无理由地宣布从“四步走”方案的“遏制”阶段进入“延缓”阶段。英国首席医疗官 Chris Whitty 解释说，当下已不再需要确认每个新增病例，全英国的检测将全部集中在医院患者中进行，尽管病例区域分布差异很大。英国紧急医疗热线和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负责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团队感到疑惑而不知所措。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标准遏制措施包括发现、检测、治疗和隔离，已成功遏制疫情的国家证明这些方法行之有效，但英国放弃了这些措施；且仍未对港口和机场加以限制。对于社区病例的发现、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没有任何未来规划。尽管有现成的病毒检测工具，大学和私人实验室也愿意提供帮助，但检测试剂的采购和配送效率仍旧低下。

3月19日，英国重大传染病小组和危险病原体咨询委员会将新冠疫情从最高危险等级的4级降至3级。危险等级下降后，这相应降低了医护人员的防护标准，并要求医护人员在非传染疾病救护条件下医治病人。同时，不经检测就将老年患者从医院送到养老院的鲁莽政策给了病毒传播的机会，并引发了社区感染的二次流行。

当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Patrick Vallance 最初拒绝采取停止大型集会或关闭学校等“公众敏感的措施”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他提出了“建立一定程度的群体免疫”的方法，但这一方法的认知基础就是错误的——即大多数新冠病人会很轻微，像流感一样。然而，随后的模型估计可能会有25万人死于这场疫情，而物理隔离措施会将死亡总数降至约2万人。然后，英国才开始纠正防控政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当英国正式宣布实行封锁政策并提供一系列经济支持措施时，为时已晚，本可用于准备和预防的近两个月的提前时间被白白浪费了。最新证据表明，意大利的隔离措施减少了约一半的病毒传播，相比之下，英国的政策延迟可能已经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死亡。

政府不仅没能尽到保护公众的职责，也没有提供充足的个人防护设备，因而没能保护好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和社会保健部门的医务工作者，而这又一次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到4月底，仅有12%的医院医生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防护，医疗系统和社会保健工作人员的死亡人数也开始攀升。不论是病毒检测还是在提供充足的防护设备方面，政府的承诺都没有兑现。

“政治顾问的介入，是对英国紧急情况科学咨询组（SAGE）声称提供独立科学建议的巨大讽刺”

 

 

一个在公共卫生方面享有国际声誉的国家为何会犯错至此？英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由首席医疗官 Chris Whitty 和首席科学顾问 Patrick Vallance 领导的一系列科学顾问小组进行协调。其中举足轻重的是流感大流行模拟工作组（SPI-M），这个小组负责为未来的流行趋势进行模拟，并为 SAGE 提供咨询。SPI-M 和 SAGE 由模拟专家和流行病学家主导，所有成员都不是制定和实施公共卫生应对政策的专家；而传染病专家、女性和少数群体等其他相关群体的比例也严重不足。英国《卫报》（The Guardian）透露，英国首相的首席政治顾问 Dominic Cummings 和数据科学顾问 Ben Warner 曾多次参加 SAGE 的会议。这两名颇有影响力的政治顾问的介入，是对 SAGE 声称向政府提供独立科学建议的讽刺。到现在，我们甚至不知道 SAGE 建议的细节内容是什么。SAGE 的组成和运作引发公愤，因此英国前首席科学顾问 David King 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咨询组织，公开向英国各界提供新冠疫情的应对建议。这个团队的成员多元化，包括了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

SAGE 及其国家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反映了英国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的边缘化问题。英国公共卫生的重组主要源于2012年的《卫生与社会保健法案》（Health and Social Care Act 2012），导致高级别专业职位和其他工作人员大量流失。健康保护局（Health Protection Agency）、地区公共卫生队和地区公共卫生观察站被废除，精简后的剩余部分被并入英国卫生部下属的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这个新机构缺乏独立的声音和清晰的公共卫生领导团队。英国的首席医疗官不再被视为公共卫生的领导者。在这些改革之下，新的公共卫生体系带着严重缺陷诞生了。

在新冠疫情开始时，英国四个地区（即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首席医官里只有一位是受过公共卫生专业培训的医师。在英格兰地方层面，2012年的法案明智地将许多公共卫生责任转回了地方当局。但是，从那时起每年的公共卫生预算也被削减了近10亿英镑 （约88亿人民币），而环境卫生等其他地方政府服务的削减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毫无意义的政治妙语只能带来更多的死亡”

 

在多年的紧缩政策下，英国政府对公共卫生的削减及其对弱势群体的影响，需要进行公开的调查，尽管如果不能改变立法，任何调查报告都是空洞的。新冠疫情残酷地暴露了英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缺陷。在疫苗或有效治疗仍遥遥无期的情况下，鲁莽地放松社交隔离会触发新一轮疫情高峰，当前的策略重点是防止政策放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近距离接触带来的危害。

首先，SAGE 必须解除它的政治顾问，引进更多公共卫生专家。第二，英国四个地区都要有明确的基于病例发现、检测、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的人群策略，为未来如何安全解除封锁提供必要的证据。关于病例发现、检测和社区接触者追踪的计划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持，要将权力下放，由熟悉社区情况和了解当地疫情特性的地方公共卫生团队领导。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和 NHS 必须全力支持这些计划。病毒检测、数据监测和报告的实施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优化，包括医院、初级诊疗和社会保健。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次人群疫情监测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有效锁定目标。那些招募1.8万名接触者追踪人员、每天测试20万人、或盲目投资于接触者追踪软件的政治承诺，毫无意义且会转移注意力，可能造成更多死亡。这些噱头满满的计划应该被地方主导的传染病控制策略取代。

有效的疫情应对策略不仅需要速度和透明度，还需要承认错误的意识和对国际合作的承诺。公开决策依据的信息和其中的不确定性，将有助于重建公众信任。政治家和他们的顾问们不能拿科学做挡箭牌，以逃避在全球危机中做出艰难决定的责任，或是仅仅重复声称他们是遵循科学的。

最重要的是，应对新冠疫情的重点并不是拉平流行曲线、数学建模或是流行病学，而是在这个不平等社会中保护风险最大的那些生命和社区。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需要强大且可信赖的公共卫生团体作为核心。一个优先考虑公众健康和福祉的英国政府，会认识到重建已被削弱和碎片化了的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若做不到这一点，将是对在这场大流行中丧生的数万民众的侮辱，因为这一场有足够预警的战役，但英国却未做好迎战准备。

 

作者信息：
Gabriel Scally 博士，布里斯托大学公共卫生客座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环境合作中心主任。曾先后担任北爱尔兰东部卫生和社会服务委员会的首席行政医疗官和公共卫生主任、英国公共卫生地区主任。

Bobbie Jacobson 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曾先后担任伦敦东区公共卫生主任、伦敦卫生观测所主任，2013年从英国NHS退休。曾出版多本关于卫生政策的书籍。

Kamran Abbasi 博士，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执行主编，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系荣誉客座教授。曾为哈佛大学、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世界卫生组织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等多个国际知名机构担任顾问。

敬请前往以下网址浏览英文原文：https://www.bmj.com/content/369/bmj.m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