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作为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之一，教育程度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它往往会成为决定其他社会经济特征（如职业和收入等）的前置因素，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每个人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和所接受的医疗服务。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教育程度人群的死亡风险存在差异，教育程度越高、死亡风险越低。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国民教育水平空前提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教育水平通过哪些行为和代谢因素，对我国人群健康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又随年代的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回答这些问题，对与提升全人群健康、促进全要素健康具有重大意义，但也需要广时间跨度、大人群队列、长随访周期的分析。

主要研究：

该研究利用覆盖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区市的351个区县，共128万35-75岁居民的调查和随访数据，系统地回答了该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

• 我国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群中教育程度构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ChinaHEART队列中，人群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呈现不同特征。从1940到1970四个年代的出生人群中，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占比稳步提升，而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占比呈现加速上升，从3.2%逐步增至3.3%、6.8%和15.4%，且这样的发展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都呈现同样的趋势。

• 教育程度与健康结局是否相关，不同年代和地区有无差别？

分析显示：教育程度与死亡风险逆相关，且差距随出生年代而增大。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城市和地区等因素后，教育程度和死亡的Kunst-Machkenbach相对不平衡指数（RII）从40年代出生人群中的2.1升至70年代出生人群中的2.6。而这样的变化趋势呈现显著的城乡差异：在农村居民中RII从1.8上升到3.2，而在城市居民中则从2.4下降到1.6。

在教育对健康结局的影响中，社会经济特征、行为因素和代谢因素是主要的中介因素，其累积的中介效应占比为43.5%。其中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特征的占比最大，为37.5%。而在可改变的因素中，行为和代谢因素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3.9%和4.7%。相比之下，充足体育锻炼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强，其次是BMI、健康饮食、收缩压和腰围。

在从1940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三类中介因素累积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48.5%、41.6%、40.7%和51.5%。除了1970年代出生人群中社会经济特征的中介效应占比突增以外，可改变的行为和代谢因素的中介比例在不同年代之间均呈下降趋势。健康生活方式行为的中介效应占比从1940年代人群的16.3%下降到1970年代人群的4.9%。